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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年会】综述:关乎你我的股票、纳税、医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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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在北京完美闭幕。今天的年会上,与会嘉宾就股票发行注册制、财税改革、金融创新与监管、医疗改革等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跟小编一起,听听他们提出了哪些精彩观点。

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首先阐述了“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是今年中国经济的重要工作,也是推行供给侧改革,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去杠杆,最重要的是去非金融企业的杠杆,在一个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中,如果不发展股本融资,杠杆率只会上升,不会下降。去产能,要是去掉落后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产能,没有市场化的淘汰机制,没有收购兼并的产业重组,也达不到平稳有效推进的目的,这一切离不开一个公平高效的资本市场。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吴晓灵


市场经济中,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说明如果没有一个高效的市场化的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其他的资源配置是很难提高效率的。


对于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吴晓灵院长表示:


“注册制”的本质是在公平的规则下把投融资的自主权交还给市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制定法规和严格执法,而不是市场价格指数的高低。消除价格信号的扭曲是提高市场运行效率的保证。


201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定,授权国务院进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从2016年3月1日起,实施期限为两年。应该说注册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当中提出来的资本市场改革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也是2015年改革的重要任务。但是,由于股市的波动,在当年未能推出股票公开发行注册制。在此之后,大家又对股市的波动进行了多方的反思,我认为现在应该进一步正视这个问题,积极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


一年来,证监会在加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明确中介机构职责和全面从严执法上做了许多的工作,这一切都为注册制的推进奠定了基础。


我希望2017年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注册制改革:第一,推进《证券法》修法。第二,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制度(以下简称“定向增发”)。第三,放开股票发行价格的行政管制。


综上所述,中国不缺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和创新者,中国有深厚的国内需求,中国不缺钱,中国缺少让这一切有机结合的机制。资本市场是他们结合的场所。我们要运用好几百年来人类发展创造出的这一机制,为中国经济增长服务,为人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服务。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只要坚持法治国家、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不动摇,中国就是最有希望的。

财税改革新动向


《财经》年会2017 全会六: “营改增”后的财税改革新动向


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营改增”具有谋一域促全局之功效,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举措。“营改增”推开之后,新的财税改革去向何方,将带来哪些深刻的变化?


对于网友们比较关注的“社保基金”的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如果按照中央近期关于降税的施政方向思考,他认为应该最先降低五险税负。而选择降低宏观税负,又不能滥发债,最终可能面临财政支出缺口。如何填补?许善达认为,可以压缩一部分支出,但这远远不够,唯一可动用资源就是国有资本部分划拨充实社保基金,用国有资本收益来弥补降低宏观税负导致的缺口。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但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国有资本央企占大头,而社保目前是分省统筹,因此社保必须先改成全国统筹。因为中央实行社保全国统筹,本质是将社保每年几万亿的支出责任从地方揽在己身。上收社保,这样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划分就迈出了重要步伐。


此外,目前增值税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但这是暂时政策,营改增后,地方税主体税种如何弥补?许善达建议,把生产环节的消费税转移到零售环节,和现在已在零售环节的车辆购置税合并,如果按去年的基数,这个规模将达到一万三四千亿。


关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分配”问题,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也表示,下一阶段财税改革的重点是理顺央地关系。


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 魏加宁


“下一个阶段的财税改革,重点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只有把中央和地方关系理顺,到底哪一级配哪一级的税,才能说清楚,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才好做评估。”魏加宁表示。


有一点美中不足,现在是三缺一,社保预算没有进来,收费还没有纳入公开程序。”他认为,改进预算的管理和控制方式,推进预算从约束性向预期性转变。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推比较容易,经济下行时,难度比较大。“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我们的改革往往都是经济不行的时候才改,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为什么不改呢,上届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难度就小的多。”


魏加宁强调:在任何一个国家,税收制度改革都要和其他改革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央地关系的改革不是财政部自己说了算,需要提高统筹的层次。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表示,财税配套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必须冲破利益固化藩篱。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 贾康


“按照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审批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确定的时间表,现在的财税改革的实际进度和时间表已明显不匹配。”贾康如此表示。


贾康介绍,税制改革六大任务,营改增已落地、资源税改革已开题、环境税改革进入立法过程,但如何推进还没有进一步动态,剩下三项改革还未看到如何推进。预算改革方面虽然有积极进展,但预算只是载体,钱从哪里来还要靠税制改革。同时需要财税配套改革让所有机制生长,配套改革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职能如何划分,理清事权必须形成由粗到细不断优化的明细单,目前并没有看到事权明细单如何生成、如何合理化。


在贾康看来,各级政府获得事权合理化是起点,再推进配置合理的财权,而财权最关键的是税基,打造地方税体系,然后是各级预算现代化,接着还有各级的产权和举债权。


因此,贾康认为,财税配套改革面临的考验已近在眼前。如何攻坚克难整体推动,困难相当明显,其中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最终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各地政府包括边远地区,进入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平衡。

金融创新与监管重构


《财经》年会2017 全会四:金融创新与监管重构


互联网金融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能助力微小企业迅速融资,迅速获得了市场的青睐,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监管,金融平台“野蛮式”发展也带来众多乱象。对金融创新模式的风险控制将是国家监管机构面临的重大问题。


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组长、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指出,中国金融创新已和发达市场处于一个水平线,这对监管是种考验。


亚金协筹建工作组组长、南南合作金融中心主席、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


蔡鄂生认为,创新要站在理念的高度系统性思考,如果没有创新理念,只是谈论单个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并不是站在“道”的层面的创新。在他看来,中国金融创新发展至今,其实已经可以和发达市场站在一个水平线,比如互联网金融、区块链等创新,不仅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甚至已经走在前头,这种领先国际的创新,对于监管者来说,其实也是一个严峻考验。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也论述了社保基金管理与金融创新实践中的心得:社保基金永远是在金融创新的跟进过程之中获得回报的。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


“如果说社保基金过去15年的资产管理历史还能交出一个年化收益率达到8.83%左右的回报,其中一点就是紧跟中国金融市场当中的新市场、新产品、新动态,能够把握它的时机,跟进投资,获得好的市场汇报。所以,社保基金这十多年来,永远是在金融创新的跟进过程之中获得回报的。”王忠民在财经年会上如此表示。


北京农商银行行长张健华认为,金融业的外部性及高杠杆决定它必须高度监管金融业创新和传统制造业创新并不同,金融业一定是高度监管的,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根子问题,就是金融业的外部性问题,以及金融业高杠杆的特征,使得它的外部性更加严重,比其他任何一个行业都要严重,它一定是要监管的。

医改新力量


《财经》年会2017 全会七:医改新力量


新医改已实施七年,虽取得阶段性成果,却并没有解决深层困局:医患矛盾尖锐、患者“看病难”“看病贵”、公立医院沦为逐利主体、医保基金支出不断增加……未来医疗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陈金甫认为,医疗服务利益机制未解决,不能将趋利当成罪恶。


人力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陈金甫


 “医疗服务目前还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不配合,利益机制没解决。所有发生的问题,都好像是医院的驱利,我一直反对把趋利的东西当成罪恶的东西,我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无论是个人追求他的职业,还是企业追求它的利润,资本追求它的增值,都源自于基本的人类发展的力量500多万的医务人员,几万家的医药企业,包括医药企业的新药开发,医院新技术的开发,医生追求价值的体现,如果抽取了利益的动能核,是没有希望的。”陈金甫如此表示。


陈金甫认为,如何平衡好利益,是政府的一个利益规则的设置,而不是政府直接决定利益,而现在政府做的恰恰是:“你趋利了,做坏事了,我不允许你趋利,你的工资由我来定,工资的传统定价方式就是参照法。我坚决反对参照性的定价机制。”


陈金甫还指出,经过8年医改,医疗结构出现了很大问题,在门诊和住院的人数占比上,公立医疗机构的技术人员配置、资源占比均超过80%,公立医疗机构一支独大的状况加剧了,倒金三角的状况更加突出,医疗资源服务量大幅度向上集中,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形成了大医院人满为患的“临战状态”。


陈金甫认为,现在的医改着眼于发展,回避了改革的命题,虽然有各种方案、多种的机制、各种的模式,但基本上都是概念,拼盘,甚至回避了一些路径,回避了现实的问题。改革需要顶住压力。发展不应该是政府主要关切的问题,也不需要过度担心。恰恰是改革要作为政府第一责任。


但他也表示,医改问题既不是那么严重,也不是那么简单。以药养医、药价虚高,都还没有破坏整体的水平,这其中最大的动能是医保基金的支持。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指出,深化医改应该回归常识,尊重规律。


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


“尽管国家的改革成就越来越大,但我们感觉不是太强烈,我们改了七、八年,再要深化改革需要新的力量。除了制度创新,技术进步,还特别要强调的是回顾常识,尊重规律,不要说常识和规律都是老东西,我觉得常识和规律可能才是最根本的力量。”郑功成教授在《财经》年会上如此表示。


郑功成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社会保障一直在持续发展,中国的社会保障发展对世界社会保障的贡献丝毫不亚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医改方面,原有的机制都已经打破了,尽管新的机制还没有确立,但是必然要往前走,改革已经没有回头路。


他强调,深化医疗改革需要尊重尝试和规律。“我们的医院应该是看病的,但我们看病的时候,医生总是问你有没有保,你是什么保,他关心你参加了保险没有,关心你参加了什么保险,这就违背常识和规律了,因为那不是医生应该问的问题,他应该问的问题是你得的是什么病,应该开什么药。”郑功成认为,推动深化医改,应该在尊重常识和规律的基础上,寻求制度的优化,寻求体制的重构和创新,这才能推动改革向健康正确的方向迈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表示,医疗改革应废除一切形式的价格管制:政府对医药行业进行了全方位的价格管制,但政府管制的特点是只要政府定价,就一定定不准。假定政府定价能定准,市场化改革就压根儿不需要了。


顾昕教授认为,中国过去的七年医改之路有两个不同的力量,一个是去行政化,一个是再行政化。去行政化,即市场化改革方向包括三个因素,一是推进全民医疗保障,解决百姓医药费用的风险负担问题;二是解决医药购买方的问题,即有了全民医疗保险后,医保怎样代表参保者购买医疗服务,医疗行业的市场机制可以称之为“公共契约模式”,因为它是通过政府主办的医保机构来集团购买医药服务;第三,则是医疗机构走向去行政化,公立医院法人化,民营医院大发展,让他们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起来。


但同时,我国医改把再行政化的主张也都采纳了,且基本上采取命令与控制的方式。比如,对医药行业进行全方位的价格管制。但管制者是各省的发改委、物价局。而政府管制的特点是只要政府定价,就一定是定不准的。假定政府定价能定准,市场化改革压根儿不需要。政府主办了药品集中招标制度,关键是谁来定标,谁来决定价格?而这取决于临床医生,所以他肯定要把价格做高,这才是药价虚高的根源。政府的管制不当,跟医院有无公益性和道德毫无关系。


顾昕教授认为,医疗改革应走向去行政化的改革,并废除一切形式的价格管制,其中要害是政府改革。而医改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医疗供给侧走向去行政化,因为中国最大的弊病就是行政化。行政化指的是政府跟机构的关系,而不是机构本身的内部行政管理。


政府跟公立医院在五个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一是价格机制;二是人事工资政策,政府对医疗劳动力市场进行管制是相当荒谬的;三是财务制度,事实上政府对医院的许多审批完全没有必要;四是医院的法人治理,目前医院院长既不是干部,也不是专家医生,更不是职业经理人,但未来可以走向职业经理人制度;第五是现在很多医院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医院,但可以让他们脱钩,变成独立的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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